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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浙江日報》整版聚焦報道我校助力遂昌繪制鄉村振興分類底圖
【發布日期: 2024-03-06】 【來源: 】 【作者:】 【編輯:堯甜】 【點擊量:

3月5日,《浙江日報》整版刊登《遂昌繪出鄉村振興分類底圖,摸透五類村莊發展現狀和潛力——向往的生活,按圖索“徑”》一文,報道了在浙江農林大學技術支持下,經過近一年努力,遂昌縣繪制形成了包括“一庫一冊一圖一指數”的鄉村振興分類底圖,為鄉村分類引導、精準施策,加速實現鄉村振興宏偉藍圖找準有力基點。

現將全文轉載如下:

遂昌繪出鄉村振興分類底圖,摸透五類村莊發展現狀和潛力——

向往的生活,按圖索“徑”

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,19萬余的常住人口,浙西南山區有一座小縣城,叫遂昌。

“山多、人口密度低,一座座小山村像撒毛豆一樣分得非常散。”

“山區的資金和政策,不能再像撒芝麻一樣落地。”

對話幾位當地干部,相似的比方,道出了山區縣鄉村發展的總體思路:集中資源、分類施策。這也是鄉村振興促進法、“千萬工程”以及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同提及的要求。

往哪集中?憑啥分類?歷時一年,遂昌縣繪出一張鄉村振興分類底圖,把上千個自然村分成5種類型,因地制宜尋求發展路徑。

在這張圖的背后,是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莊基礎數據庫、村莊基礎圖冊、村莊發展指數——數據庫信息可查詢、可編輯、可共享、可更新,圖冊涵蓋“鄉鎮-行政村-自然村”三級數據,指數可反映村莊發展現狀和潛力,為分類引導、精準施策提供決策依據。

遂昌的探索,能為眾多山區縣提供哪些借鑒?

1640個自然村、超15萬條數據

就像把圖片像素提高了7倍

“哪些村好、哪些村差,我們拍拍腦袋基本能數出來,但具體優劣勢是什么,還真說不全。”遂昌縣農業農村局鄉村振興中心主任朱文強說。

一年前的全縣干部大會上,縣委主要領導提出一個大課題——摸清全縣鄉村的家底,從根本上回答好“鄉村有什么”“鄉村如何發展”兩個問題。

要么不做,要么做透。輪到朱文強發言時,他有兩個提議:一是要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,二是要實現全域實地調研。

以往,鄉村規劃都以行政村為最小單位,歷年數據全,一拉表就能用。如今把201個行政村細化為1640個自然村,就像把圖片像素提高了7倍,更細膩、更精準,但也更難。遍尋國內學術論文和政府課題,大家發現,這是一項沒有先例的調研。

可行性也是個問題,挨個村跑下來,工作量浩大,遂昌請來了浙江農林大學團隊。趁著暑假,8支由遂昌干部、浙江農林大學教師和城鄉規劃專業研究生組成的調研小組,各自認領2至3個鄉鎮,帶著調研表和無人機開啟了下村調研。

他們馬上遇到了第一個難題:自然村究竟在哪?

“自然村不像行政村,沒有明確的矢量邊界。”遂昌縣發改局掛職副局長、浙江農林大學教師徐鵬飛發現,根據地形地貌或傳統習慣來劃分,準確度都不高。他們找來行政村的報賬員或會計,綜合村民意見,到實地一處處指給大家看。

航拍也遇到相似問題。行政村的村委樓往往位于村子中心。而自然村沒有村委樓,只能把房屋最密集處當做村中心,無人機在此起降,拍下全村實景圖。“嚴謹起見,地圖繪制時沒有采用區塊劃分的形式,而是用人工確定的集聚點來代表自然村。”徐鵬飛說。

走進遂昌的鄉村,“小山村”這個詩意的詞匯映入令人擔憂的現實。

從鎮上開車40分鐘,徐鵬飛帶隊一路盤山來到一處村莊。河邊的小涼亭里坐著幾位七八十歲的村民,河對岸是清一色的老房子。“我們嘗試和村民聊天,但發現老人們聽不懂普通話,只能相視而笑。”他說。

經過統計,村里戶籍人口22人,常住人口僅11人,平均年齡達到60歲;傳統建筑占比在90%以上,茶葉和番薯是主要的產業資源。

不過,山區村莊正在搶抓一切發展機遇。

走進石練鎮柳村村,鵝卵石和條石鋪就的村道邊,文化禮堂、公共衛生間等基礎設施齊全,傳統祠堂保存完好。村干部告訴調研團隊,村子緊鄰新修的G528國道,周邊平整的區塊正在打造高標準農田。

“村干部相對年輕、村容村貌現代化,村子有一定的人口和產業的集聚力。”徐鵬飛說。

就這樣,確定每個村莊的區位,填入人口、土地、房屋等97項數據,一個個內有肌理、外有輪廓的村莊畫像被描摹出來。這場40余人耗時1個多月的調研,用腳“跑”出超15萬條一手數據。

五類村莊各有前路 村莊好不好,不能憑感覺

“村莊畫像和人物畫像一樣,‘長’得好不好,不能光憑感覺,要有一套科學標準來評價。”朱文強打了個比方。

綜合各方意見,調研團隊從97項數據中篩選出具有判定價值的35項,標準化處理后,賦予指標權重,凝結成“鄉村發展指數”。

根據該指數,上千個自然村被劃分成城郊融合型、集聚建設型、整治提升型、搬遷撤并型、特色保護型5種類型。每類的發展方向都能用“一句話”概括:“城郊融合 與城共進”“集聚建設 重點推進”“整治提升 宜進宜退”“搬遷撤并 以退為進”“特色保護 進退有度”。

“進”指的是集中資源加快發展,村莊得以保留并持續擴張;而“退”則代表著人口、產業逐步撤離,村莊在基礎保障下自然萎縮。“‘進’的自然村由行政村統籌規劃建設,‘退’的自然村則需穩慎操作。”朱文強強調,“退”僅是客觀的數據參考,主觀上還應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實際情況,而列為“進”的村莊發展方向更加明確,將指導鄉村因地制宜、集聚發展。

指數的研制過程經過了多番推敲,有時結論與設想完全相反。

在針對行政村的評價系統里,大家起初認為,下屬自然村之間的差異越小越好。但他們探究實際案例發現,比起內部發展水平均衡的行政村,有一兩個發展基礎好或具有特色資源的中心村,其他村莊向其靠攏,這樣的行政村更具有集聚發展潛力。

曾經,干部們對各個村莊的印象大多來自以往的印象、經驗和各類文字材料。該指數出爐后,村莊有了明確的衡量“標尺”,原本習以為常、容易忽視的資源稟賦被賦予了量化指標,更加凸顯其貢獻度和重要性,干部們一眼就能找出這些村莊的發展潛力所在。

比如被仙俠湖環繞的紅星坪村,下屬7個自然村規模不大、布局分散、人口較少,因處于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范圍內,一直無法開發傳統工業和文旅項目,按照評分大部分自然村屬于搬遷撤并型鄉村。“不過,紅星坪村擁有‘溫泉+湖泊+森林’的獨特生態資源,未來將是‘兩山’轉化的富礦,我們將其列為特色保護型鄉村。”朱文強說。

坐落在山坳里的十三都村,圍繞一家企業而集聚,“以往我們在鄉村建設時基本不做重點考慮,但數據出來后發現是集聚建設型鄉村。”他說。在企業帶動下,村莊的發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常可觀,這樣被遺落的“潛力股”還需挖掘扶持。

數十年后,各類村莊發展的前路是什么?在朱文強看來,擁有獨特生態資源或歷史文化資源的特色保護型村莊,或許才是最終“留下”的村莊。

“城郊融合型村莊主要為城市擴張提供空間,集聚建設型村莊又向著城鎮化發展,最后演變成新村、新鎮。”他說,“只有‘能講故事’的特色保護型村莊始終保持鄉村特質,能承載人們對鄉村的精神需求。”

然而,目前特色保護型村莊普遍存在同質化現象,“一條老街兩排店”“小青磚小青瓦、圍墻種花”,千篇一律。“其實是基礎性工作不到位,沒有抓住鄉村的個性。”朱文強設想,接下來要從鄉村振興圖庫中挖掘、細分,借助科學指標找出差異化路徑。

把視野放大,從城鄉統籌的角度來看,對山區縣而言更為緊迫。

遂昌縣掛職副縣長、浙江農林大學鄉村振興促進處副處長嚴少君告訴記者,在交通限制之外,山區縣的人地限制比平原縣更多:比如作為當地支柱產業之一的竹產業,其運輸過程需要大量人力,勞動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已經對其產生一定沖擊。此外,山區縣的自然保護區、飲用水源地等生態紅線內區塊更廣,山區的傳統村落更新慢,文化保護類區塊也更多,這都讓本就不寬裕的發展空間更顯狹小。

而隨時代發展而退出的村莊能夠把土地和空間騰出來,留出生態和文化保護區,優化布局規模化、機械化產業,嚴少君表示:“通過改變小農經濟模式,從鄉村生產關系入手撬動全局,這是一場系統謀劃。”

今年,遂昌計劃依據鄉村振興底圖確定“一村一策”,由相關部門配套政策要素,集中全縣資源優先建設一批未來村莊,進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。

干部、教授、創客 “碰撞”出來的發展巧思

打開項目的數據系統,引入鄉村振興圖庫中的區劃、人口、交通等數據,朱文強花半天時間,就畫出一張全縣垃圾分揀中心規劃布局圖。

“以數繪圖、圖庫結合”,是這次“大工程”的核心成果。經過兩輪技術迭代,浙江農林大學團隊和遂昌縣大數據和金融發展中心共同打造出“遂昌縣村莊基礎數據駕駛艙”,歸集調研數據和部門原有數據,共計3.5億多條數據、1398項指標。

它不僅是一份圖冊、一個指數、一種分類,還是能實時更新、智能分析的“寶庫”。“以數據庫為底,疊加不同的應用場景,就能為部門生成個性化報告、提供決策依據。”徐鵬飛暢想,這樣的增值應用場景將有無限可能。

比如,為“大搬快聚”推薦優先搬遷的村莊,為“一老一小”基礎設施空間優化、茶葉加工產業規劃布局推薦點位……讓政策和資金差序化、時序化落地。

“我們打算在明后年繼續組織調研,形成數據變化趨勢,同時引入更多渠道的數據資源,不斷完善圖庫。”嚴少君表示。

不過,數據是依托、政策是輔助,山區鄉村要發展,最缺的還是人。

以萬頃森林為媒,遂昌和浙江農林大學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。“縣里非常渴望技術人才支撐,浙江農林大學也希望師生走出象牙塔。”2022年5月,雙方簽署“全校服務全域”戰略合作協議,嚴少君、徐鵬飛和陳英波三位浙江農林大學教師來到遂昌縣掛職,隨后參與到鄉村振興圖庫的項目中。

90后徐鵬飛是浙江大學博士生,入職浙江農林大學園林學院不到半年,就被派到遂昌,“從家鄉陜西到浙江有很大的地域差異,通過掛職深入浙江山區鄉村,從基層的視角看發展,可以找到很多契合實際需求的研究點。”徐鵬飛說,這次項目也成為不少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。

嚴少君告訴記者,校地合作正在探索共引共享的模式,在遂昌服務三年后再回高校,流動的人才正好對應變化的產業需求,也能避免學校人才“從高校到高校”,“不和種竹子砍竹子的人聊,怎么讓竹產業研究落地?這是學校、地方和人才三方共贏的合作。”

有了頂層設計和科研支持,基層干部和年輕創客也至關重要。

走進紅星坪溫泉酒店,院里隨處可見獨特的山石景觀——藕白中透著翠綠,這是遂昌盛產的螢石礦。記者了解到,酒店開發商正是一家礦產業主,他利用開礦抽排的廢熱水,開辦這家高端溫泉酒店。如今,三期項目正在規劃中,持續為紅星坪六七個自然村引來客流。

在附近的湖山頭自然村,“上林山舍”民宿背靠山林、面朝仙俠湖,吸引著長三角地區的游客。“我祖輩就是水庫移民,村子原先有百來號人,等我畢業返鄉的時候只剩下幾個老人。”濮家棟和兩個發小沖著自然風光,改造老屋、開辦民宿,“當時周邊只有溫泉酒店,后來民宿、農家樂越來越多,水上運動中心項目建設起來,業態豐富多了。”

從遂昌仙俠湖水麗公園觀景臺向對岸眺望,西山自然村零星幾棟傳統房屋之外,已經建起了阿里云數字創新中心、浩威數字中心、西山驛等現代建筑。截至去年底,“天工之城”項目已簽約65家數字經濟企業,招引全職人才45人。

“創業企業、返鄉青年、社會資本,將是鄉村從搬遷撤并、整治提升型扭轉為集聚建設型的動力之一,也是挖掘鄉村特色潛力的引擎。”朱文強說,城市資源的進入不是在鄉村圈地、和村民爭利,而是將城市的需求導入鄉村,實現城鄉共富。

省委農辦副主任,省農業農村廳黨組副書記、副廳長蔣偉峰表示,此次遂昌縣借助和浙江農林大學合作契機,探索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莊分類指導鄉村發展之路,正是深化新時代“千萬工程”的實際行動,也為科學有序引導村莊規劃建設,系統有效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有益借鑒。

“走得出去,愿意回來”,山區鄉村振興就是要打造多樣的“向往的生活”。

(新聞中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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